日前，蔚来创始人李斌算了一笔账。市场通常认为，车企随着销量增加，固定成本会加速分摊，但蔚来很多新增成本来自内存、芯片、电池原材料等上游环节。今年以来，这些物料的采购量越大，供应商不仅不给折扣，反而可能涨价。他用“规模不经济”来概括当下汽车产业正在遭遇的结构性困境。
这并非某单一实体领域的偶然遭遇。供给侧原因之外，市场需求、管理能力、能耗指标等达到临界点，都会带来边际成本上行，使得“规模”这个工业时代的护城河，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枷锁。
当“做大”不再等于“做强”，产业如何穿越“后规模红利时代”，成为新课题。一方面，长协锁价、股权合作等成为普遍性安排；另一方面，如何从“追求规模”向“最优规模”过渡，也成为不少企业的重要实践。如何构建企业新护城河，构建适配的监管体系，成为产业面临的新命题。
规模悖论
在传统商业逻辑里，采购规模是议价权的重要来源。一家年采购百万单的车企，理应比采购十万单的对手拿到更低的单价。这条铁律曾支撑了汽车工业近百年的成本竞赛。
2026年的车规级存储芯片市场上，铁律失灵。李斌所说的“规模不经济”现象，主要是因为追逐AI服务器的高额利润，存储大厂将先进产能转向HBM和DDR5等AI专用产品。车规级芯片在全球存储市场中的份额不足5%，在AI数据中心面前，汽车行业的采购规模对芯片厂商没有吸引力。
王上（化名）在联想集团负责供应链相关业务。他介绍，当关键投入品的供应缺乏弹性时，需求增加只会推高价格而非扩大供应。“半导体制造的产能扩张需要数年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投资，短期内难以适应需求变化。这种供给限制使得现有产能的分配完全取决于出价高低，而非采购规模。”
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认为，这并非规模经济失效，而是下游已经大到能影响上游价格。
“过去采购量小，车企面对的是水平供给曲线，量大从优；如今芯片、锂电材料短期产能受限，又被几家寡头垄断，越下大单，越逼供应商动用高成本的边际产能，加上全行业一起抢货，需求曲线右移，价格就会往上走。因此，产出端赚到的规模经济，在投入端被要素涨价吃掉了。”
采购端的规模扩张，因为放大了成本基数，这直接影响着车企利润。赛力斯上半年亏损超17亿元，就与问界受存储与碳酸锂涨价等成本因素的影响有关。虽然问界交付量处于行业第一梯队，但价格战背景下，成本上涨只能内部消化。
出路何在？吴刚梁分析，“不应是加大采购量，而是通过长协锁价、入股上游、技术替代等方式，把供给曲线拉直。”
这在汽车行业已有不少实践。日前，理想汽车26.5亿元增资欣旺达动力，背后既有深化自研电池布局、布局海外市场的考量，也有对冲规模成本的作用。
求解“最优规模”
产业链供给只是“规模不经济”的原因之一。市场需求、管理能力、能耗指标等达到临界点后，往往都会带来边际成本的上行，叠加行业供给过剩带来的产品价格下跌，“规模不经济”现象更加普遍。
映射到A股公司，近年来，轻工制造、机械设备、养殖等行业，都出现营收虽增但向利润传导明显受阻的情况。
以大型养殖公司为例，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规模做大之后，管理链条拉长、疫病防控难度上升，反而推高管理成本。在漫长下行周期中，大规模养殖企业的综合成本并不具备明显优势。牧原股份、温氏股份等公司在过往公告中，都曾提及大规模养殖体系拉长产能恢复周期、推高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等问题。
养殖业周期波动叠加疫病冲击，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使资产经济折旧远超物理折旧，钢铁行业长期供过于求叠加环保成本内部化，这些都成为“规模不经济”的外在表现。
今年9月，44家钢企联合发起倡议，呼吁全行业“自律控产降库存”“坚决抵制低于成本价倾销”。这是钢铁行业首次以如此规模尝试从被动减产转向主动协同控产。如何从追求规模走向追求最优规模，正成为很多行业的新考量。
然而，一个产业的最优规模是多少？什么才是适配规模？
李斌的答案是：“没有固定答案。需要认真算细账，如果固定成本不能分摊，那就是规模不经济了。”
吴刚梁认为，考量标准包括多个方面。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层面，不是只看营收，而是看投入产出比，资本有没有得到合理回报。与核心能力的匹配度层面，技术、管理、渠道能不能支撑体量，超出最优规模就是负担。在市场需求容量方面，要区分周期性需求和长期需求，避免在短期高点盲目扩产；此外，还要构建抗风险能力和战略协同效应。
构建新护城河
10月7日，保时捷推出面向2035年全新战略。面临盈利承压，公司放弃规模导向，通过产品高端化、资产剥离等，避开“规模不经济”陷阱。
“过去我们基本处在追赶经济阶段，规模扩张本身就是红利，只要生产出来就卖得掉，只要摊薄成本就有竞争力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传统制造业普遍进入存量竞争，规模红利消退。”吴刚梁表示。
在王上看来，并不是说规模不再重要，而是规模的内涵在改变。“在资源稀缺、竞争跨界的时代，单纯的采购规模不再能换来成本优势，供应链的韧性、技术的前瞻性、生态的协同性，都是新竞争维度。”
当采购量的增加反而推高成本，当“做大”不再自动带来“做强”，不少产业已经站上全新周期。如何构建新护城河，成为“后规模经济时代”的新命题。
吴刚梁认为，新护城河至少包括三个维度：全要素生产率从拼要素投入转向拼效率提升；关键环节控制力不再追求全产业链铺开，而是在核心节点上做到不可替代；组织韧性方面要防止“大企业病”，保持决策敏捷和成本弹性。
新挑战不只考验企业端，也给监管提出新要求。近年来，国资系统考核体系从“两利四率”调整为“一利五率”，核心就是突出质量效益导向、强化风险与价值并重。
“一方面，考核导向需要彻底从规模转向质量，另一方面，也要建立健全市场化退出机制，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，特别是新兴产业领域，不能让一哄而上的老路在新赛道上重演。”吴刚梁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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